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1997年2月的一天，香港旺角一间酒楼里，十分热闹，不大的酒楼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喝早茶的广东人。对面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按辈分是我的表哥，名叫何增璜。原住湖南省桂阳县的何家巷,50年代从老家潜到深圳，然后偷渡到香港。“大虎表哥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我用小名叫他。还带着县里请港台人士回乡去办厂的“拜托”。“不回了，不回了。”他摇着斑白的头，“回去做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有些凄凉。半天，他忽然问我：“石板街还在吗?”似乎在想什么。“还有，我家后门园里的石榴树，还在吗?红红的，这么大。”他拿手比划着，像当年爬在树上摘石榴的孩童。他想着他的家呢，这位离乡几十年的老人。其实，他哪还有家?他家所有的砖瓦，都早在“大跃进”中被拆了建炼铁炉了。他忽然停顿了一下，靠拢我，紧张地问：“还有，荷叶塘呢?还在吗?他似乎很怕提起那个地方。县虽小，却出了一个全世界都有名的伟大人物，那就是蔡伦。也许是造纸的缘故罢，小县城的水井特别多，水也特别清甜清清的小溪水，与长长的青石板街道平行着，构成了一道诗意的景观，一同向南缓缓“流”去……于是一些人家的门槛边，就会架上一道道弯弯的像桥一样的砖拱，用来过人。月牙形的，别致得很。小溪的水流过了何家湾、七里街、洋行角…最后接上一片水塘。塘里长满了绿绿的荷叶，红红的荷花，都在夏天的风中一摇一摆，美丽极了。那便是大虎表哥问的他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荷叶塘。大虎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五表姑，出身官宦门第，她算起来，应该是曾国藩的重孙辈了。五姑丈是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营长的。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部队败退如水。散兵游勇到处乱躲，五姑丈便失去了踪迹。那一日，已经是深夜了，五表姑突然听到有人在窗口叫：“文琪、文琪—”文琪是五表姑的名字。她一回头，便吃惊地看见窗口上露着一双眼睛：五姑丈回来了！“哎呀，你还敢回来呀！”她赶忙开了门，把五姑丈迎进来：已经换了便服了。五姑丈背靠着门，却不进来：“快，收拾东西，快跟我逃！”“快叫醒他们—一人家还在山后头等着。”“人家”指的是准备一起跑的城里的几个大户。据说那次成功逃去香港的，还有桂阳城里“大北关”刘家两兄弟、县城姓李的国民党党部书记，还有一个少校军医。后来都住在香港的调景岭，辈子没再回来。熟睡中的大虎二虎怎么也叫不醒。“你别叫这么大声啊，外面听见啦—”姑丈很担心。五表姑忽然想起，带着孩子是逃不了的，便催五姑丈：“你逃吧，他们能拿我母子怎么样?又没做坏事。”五表姑一把就把丈夫往后门推：“快跑！”两人转身就到了后门。走到墙边，五姑丈爬上了梯子，泪珠就掉下来了：“但愿菩萨保佑你们没事。今生不知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说完，翻身就出了后院的墙。从此跑了香港。“呀—后墙还有梯子呢！”一个民兵在后院发现了木梯。五表姑因此被抓去派出所关了一个月，从此成了日日被“批斗”的对象。我至今还记得五表姑被游斗的情形。一长串衣衫褴楼的队伍从石板街道的尽头上走过来了。队伍中的人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串在一起，像孩子手里的一串大蚂鲜。民兵拿着竹片在后头吆喝：走！走！如同赶牲口、五表姑就跟在这行列中，胸前挂着牌子，上头的红叉里写着:地主分子陈文琪。她低着头走。头发有一半已经花白，身上的蓝布衣却十分整洁。她的手里拿着根筷子被着一个破热水瓶。走儿步，后头的押解人就在她的头上拍一巴掌警告: “敲响点!”“打倒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家属陈文琪。” 她还是自念。有时母亲隔着窗口，看着从石板街上走过的“地主婆”队伍，会惊慌地关上窗子:担心这“风”也会吹到我们家里来。然后着急地对父亲说:“文琪呀，怎么旧社会的习惯还不改呀，都押着游街了，还穿得那么整齐，找死呀!”“游街”结束的当晚，大抵都是“斗争会”，由居民小组组织。晚饭过后的时间，长长的石板路上，便回响着铁皮喇叭筒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了!今天晚上，在三厅屋开斗争大会。”顺便说一句，这种“斗争会”是可随意举行的，主要用来“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居民工作碰到了困难、修马路的任务完不成、“ 除四害”还欠着数字....那一定都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搞的“破坏”，可以搞一次“斗地主”来“促生产”。至于那天的“斗争会”斗哪一个，也是随意的。看居民组长的喜好而定，如同抓出关在笼里的鸡。厅屋的地下用木柴架着，烧着堆大火。火堆旁，密密麻麻坐满几十个街邻。古街邻居，年年结亲嫁女的，如果照人们血缘看，四分之一都是五表姑的亲戚:或是叔伯舅舅，或是表弟表兄。但是，这些曾经亲亲热热，一张凳 上喳瓜子的街邻亲戚，开起斗争会来，个个像是有深仇大恨，争着“大义灭亲”！“陈文琪站出来！”喊五表姑出来的，正是她的远房表妹，居民小组长。五表姑就站出来了，在一圈“群众”中勾着头......“呀，还不老实啊！”这里“老实”其实是“驯服”的意思。“这是要打！”就有人愤怒地叫着，正义地从队伍中跳出来，对着五表姑就是一耳光！“打得好！打得好！”人群中有人叫好——打人的正是准备入团的街邻秀秀。就有人端了一箩炉渣子进来，“噗—”地倒在地上，锋利的渣尖向上朝着，像张着口。“跪下！”秀秀在五表姑后头推了一把，她便“哎哟”一声惨叫，双膝已经跪在了炉渣上…鲜血从她跪着的膝盖边——自然会有人把她的裤腿挽上去的——流出来。于是，有人把关在屋里的大虎二虎放出来，让他们把母亲背回去。主持人也满意地宣布“斗争会很有成效”，大会结束，明天上水库。餐桌边的大虎擦着眼泪对我说：“他们就是这样折磨我无辜的母亲。母亲怕我们多事，晚上回来，还安慰我们兄弟说，没啥，这年头，挨斗的人多呢。运动过了就没事了，平安了。”不过，五表姑的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不久，小虎就出事了。我同小虎在初中是同班，所以他出的这事我前后都清楚。那是天快放学的时候， 教室里突然进来了面色严肃的校长和班主任，而且后头还跟了比他们更严肃的公安。问得太突然，被恐惧笼罩的教室中，几十个小脑袋木木地竖着，像水面的一根根桩。--片死寂。“听见没有一一进 了厕所的站起来!”校长气愤得涨红了脸。要是平时，这种回答一定 会在教室中引起哄堂大笑，但这次没有。整个教室静悄悄地，紧张得像落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这是谁的?”黄军装公安拿出一 张作业纸来， 举过头顶，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字:“苛政猛于虎也。“还要顽固吗?”这回是公安问，态度倒平和，眼光在四人中扫射。慢慢集中在小虎的身上，不动了。就有另外两个公安跑上来，抓住了小虎，像抓着一只小鸡往教室外头去。我听见小虎在被架出去时叫着:“我不是啊，我不是啊一”我至今不懂小虎最后说的“不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只是随意写的，并没有“反动”的意思。后来知道，是去了厕所的团支书到校长室报告的，说在厕所里发现“反标”。那团支书后来被“录取”到省城的高中。当年学校的厕所很简陋，只是一层术板楼。排者十几个锯出了粪洞的格子，用木板隔开。作案”工具是钢笔。字迹显然是小虎的，更有小虎被撕去一页的作业本为证。那时，我弄不清，多事的孔子过泰山侧干嘛要说那些活?我更弄不清，小虎把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作业纸贴在厕所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事情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十五岁的小虎被关进了监狱，接受共和国法律的刑判。这究竟是无意的，还是“阶级斗争情结”的发泄?今天想来，恐怕的确是后者。世上本应无“仇”，本应无“斗”。仇恨却因为煽动，你要斗我，我也斗你，越煽越烈。但是，犯人才十五岁，“阶级报复"得要被证明“有人指使”才顺理成章啊。当然，“指使者”便是他的母亲和哥哥了。五表姑和大虎也同时被捕，关押了半个月，追查同“反动标语”的关系。从此，十七岁的大虎就被共和国“内部监控”起来了一照规定: 凡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如其直系亲属中有被无产阶级专政“关、管、杀”者，他本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进入无产阶级政权的秘密“监视”之列。这在《公安条例》中称为“十六种人”一直到后来宣布 “阶级斗争”的错误才取消。“你们进十六种人了， 不能乱说乱动，知道吗?”公安指着两母子:“要互相监督，互相揭发。谁敢于揭发，谁改造得好，谁就早解放。”香港的酒楼，大虎在准续往下说:“事情在慢起着变化，二虎关进去以后，一个夜晚。我刚修水南回家，母亲把饭嘴到我面前，看我吃看，突然说:大虎，你逃吧。”大虎迟疑了一下，问:“不，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会找你的。”“娘都快五十的人了， 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五表姑说。“不，我不能走。”大虎搂住了娘，“现在就剩咱娘俩了，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几天以后，居民小组派大虎到离城二十里地的地方去修水库。这是个大晴天，清早起来，大虎吃了一碗母 亲准备的甜酒，背起行李和锤子同几个一起干活的青年上路了。“走到那条石板路的转弯处，也就是在离荷叶塘不远的地方，突然我想回过头去...看一眼我的母亲。” 大虎声音哽咽。“我至 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平时我出门，全不是这样的，难道这就是心灵感应?这时，我发现母亲也站在窗口望我呢。”“没想到这就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老人的泪水溢出了眼眶。两天后的停晚，四个孩子到小城外的荷叶塘游水昏暗中，有人看见水面浮上来一大块东西，还以为是段木头， 就用竹竿去捅。等游过去看时，才发现是一具尸体。五表姑是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塘底的。她学过游说，担心自己沉不下去。只是在前一一天黄昏，有人看见她穿得干干净净，把门锁了，提了一桶衣服，往荷叶塘洗衣去。
当年五表姑投水的地方一桂阳县 城南荷叶塘，面貌已非昨日尸体扔在塘边上，很久没有人敢管。据说公安并没有去一死的只是一地主婆，用不着去的。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她为什么会自杀，地主婆自杀是常有的事。事情传出去，小县城中还是有了议论，都说是畏罪自杀。“八成，那写反标的事，同她也有关。”更有人肯定说。得到凶讯的大虎是第二天才从工地赶回来的。公安局表现出人道，同意让狱中的小虎也由人拿枪跟着出来，看他的母亲一面。两兄弟于是得以相聚。先是抱着母亲湿滩流的身子哭，后来是兄弟抱在一起哭， 再后来是跪在地上哭。两兄弟求位路边的老奶为母亲换下湿的衣服， 这是做儿子的没办法做到的事。天上的乌云聚积，两兄弟求人的头嗑得地皮“嘣嘣”地响，天地动容!街邻都只是远远地围成一圈看着，不敢走近，更不敢同他们搭话。三天后，回到工地的大虎就从水库上跑了，毫无牵挂地踏上了偷渡香港的路一找他父亲去了。逃跑前他还打伤了一直盯着他的烧石灰的伙伴一五位派去修水库的青年人中，有位是被公安局交代了任务，要监视“十六种人的大虎的“哥儿们”。“我命大，过河很顺利，也没遇上警犬，很快就到了香港。”大虎说，“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只有她死了，我才会下决心跑!”当然，此后，大虎再也不可能知道他逃跑后家中发生的事了。两地隔绝，没有人会传给他家乡的音讯。“你是1978年才出去读书的吧?”大虎哥问我，我点点头。其实，“家风第”第三天就被政府收走了。后来改住了一户姓葛的商业局的干部。据说半年后，干部的妻子无意中在旧的墙缝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是五表姑留下的，信交给政府了。是五表姑留给小虎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一妈妈这辈 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那干部的妻子是位小学教师，有文化的。她后来告诉别人:“到底是读过书的，一笔好娟秀的字啊，竖着写的!”大虎表哥在东莞办有三间电子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桂阳县里的外经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想请他回家乡去投资办厂，帮助家乡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问题。他始终没有去。我去做工作也没用。（本文节选自党报资深记者、深圳作协副主席陈秉安历时22年的采访记录《大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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